小烏龜

　　林毅夫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從一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及非洲國家平均數1/3的貧窮落後國家，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在一個人口這麼多、底子這麼薄的國家維持了這麼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取得了這麼多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但是在中國轉型過程中“中國崩潰論”在海外卻不絕於耳。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和評論家只看到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的各種問題，忽視了上述成績，也不能瞭解中國的發展、轉型經驗的一般意義。
　　西方主流理論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巨大成績面前出現上述認識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於國外的學者是以總結於發達國家經驗的主流理論來看中國；國內社會科學教材則是直接翻譯或以發達國家的教科書作為範本來編寫，國內輿論界、知識界也同樣以西方主流的理論作為參照系來理解、認識出現在我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和問題。
　　我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照搬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所倡導的“休克療法”，試圖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計劃經濟時代的各種制度，而是根據我國社會的承受力，可動員的條件等情況以雙軌漸進的方式來推進，隨著條件的成熟，不斷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但西方主流的理論認為：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要向市場經濟轉型就必須一次性地消除各種扭曲，最糟糕的經濟是改革不徹底的雙軌制經濟。受此理論的影響，不少學者把我國社會、經濟中存在的一切問題都歸結於沒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論來進行改革所致。不過問題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進行轉型的蘇聯、東歐和亞非拉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少數在轉型中取得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卻都是雙軌漸進的改革。
　　不僅在轉型問題上，在發展問題上也是如此。發展經濟學是二戰後出現的一個新的現代經濟學子學科，第一波思潮主張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由政府直接動員、配置資源，建設發達國家所擁有的現代化的大產業。受此思潮影響，二戰以後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推行這種戰略，雖然在頭幾年取得了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其後，不約而同，經濟出現增長停滯和危機不斷。日本和四小龍等少數幾個東亞經濟體推行的則是出口導向戰略，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著手發展經濟，這種發展戰略在當時被主流發展經濟學認為是錯誤的。
　　少數成功國家的轉型和發展的道路違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論，原因在於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現象的理論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即使在發達國家適用的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也常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缺憾。如果未能認識到發達國家主流理論在發展中國家運用的局限性，照搬的結果經常會事與願違，以此為參照系來觀察社會的結果則經常會使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變為社會批評家而難於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只有總結於我國自己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成敗經驗的理論創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國過去能夠在轉型期維持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原因，以及當前問題的根源、解決的路徑，只有這種來自於我國的創新性理論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國奇跡：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如果我們能實現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到建黨一百年時我國有可能成為二戰結束以來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從二戰以後到2008年，也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發展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上述數字表明，其他18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只有深入理解出現在我國的新的社會經濟現象，而不是僅以現有理論為考察問題的出發點，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夠解釋我國現象的新理論及其一般意義。1994年我、蔡昉、李周所著《中國的奇跡》這本書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了第一步。此書出版後，被譯成日、俄、法、韓、越等國文字在海外出版，並且成了許多海外大學中國經濟課程的教科書。
　　2007年我有幸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做一年一度的馬歇爾講座。我以《中國的奇跡》一書中建立的經濟體制內生於發展戰略的理論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可驗證的假說，並用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對各個假說做了經驗檢驗。演講的內容後來整理成書《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
　　2008年我把《中國的奇跡》一書的分析框架進一步發展成《新結構經濟學》，總結了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經驗，從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和企業自生能力出發，探討了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本質，論證了市場和政府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各自的作用和邊界，提出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論體系。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結束前由世界銀行出版社出了《新結構經濟：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並以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結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經驗和訪問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所思所見，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此兩書出版後在國外獲得學界的好評。
　　非洲國家是檢驗中國經驗的最好地方
　　非洲國家在發展早期各項條件比我國好，自二戰以後在政治上擺脫了西方的殖民統治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但是，在西方主流理論的指導下，經過將近三代人的努力，目前卻淪為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大陸。非洲國家是檢驗總結於中國經驗的理論是否有一般意義的最好的地方。
　　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上，我開始向非洲國家介紹中國經驗，強調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擺脫貧困，實現穩定、快速、包容的發展，既要逐步建立起“有效市場”制度，也要有“有為政府”來動員資源，消除經濟發展、結構變遷過程中的各種瓶頸限制。我在埃塞俄比亞做試點，向該國政府介紹如何辦好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以一站式服務來剋服現代產業在落後國家發展所面對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和如何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以及如何招商引資來加速產業的升級。華堅鞋廠在埃塞俄比亞的快速成功為該思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證。
　　根據2010年我在世界銀行所主持的一項研究，埃塞俄比亞製鞋業的工資僅為中國的1/8到1/10，而其勞動生產率則為中國的70%，埃塞在勞動密集的製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2011年3月我拜會了埃塞時任總理梅萊斯·澤納維，向他彙報這項研究發現。受此啟發，梅萊斯總理於2011年8月來到深圳，邀請中國製鞋企業赴埃塞投資。東莞的華堅集團於2012年1月在亞的斯亞貝巴附近的“東方工業園”開辦鞋廠，雇用了550名當地工人，到2012年底增至2000名。 2013年埃塞政府在首都附近的博樂拉明鎮設立新工業園區。埃塞現已成為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熱門國家和經濟發展明星。世界銀行在今年破天荒地提供了2.5億美元貸款支持博樂拉明工業園區的第二、三期發展。
　　發展條件屬於最差的埃塞的成功也為其他非洲國家的減貧和發展提供了經驗、帶來了曙光，並引起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發展經驗和來自於中國的發展理論的重視。2013年2月，坦桑尼亞的總統賈卡亞·基奎特邀請我擔任顧問，為新建立的工業園區出謀劃策。2014年1月，塞內加爾總統麥基·薩勒邀請我前去訪問，發表新結構經濟學的演講，併為表彰我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反思和推動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授予我國家功勛勛位高級騎士團司令勛章。2014年7月我訪問埃塞俄比亞時，新任總理海爾馬裡亞姆·德薩萊尼給我頒獎表彰我對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的貢獻。
　　21世紀很可能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自1901年嚴複翻譯出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在這100多年裡，經濟學是我國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中的顯學，但我國經濟學家對當代經濟學的思潮和發展方向的影響還很有限。社會科學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個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的邏輯體系。解釋的現象越重要，理論的影響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國家的經濟現象並將之總結成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的成就越容易被認為是世界級的成就。從18世紀工業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英國是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同時也是世界上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生長或生活在英國的經濟學家近水樓臺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多出於此。一戰結束後，世界經濟的重心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也逐漸出自美國。
　　我國只要沿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場併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長的潛力，我國成為世界最大、最有影響的經濟體已經指日可待，世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很可能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家間有較為相同的條件、挑戰和機遇，來自於我國的理論創新不僅能夠較好地認識和解決我國的問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做出貢獻，也將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較好的參考借鑒價值，幫助他們擺脫長期以來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作者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副行長)
（編輯：SN090）